1作为欧洲终身学习核心素养的数字素养

胜任数字变革：欧盟数字素养框架体系研究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是欧盟发展战略的一项优先目标，核心是通过提升数字素养促进社会经济的整体性数字变革，从而建设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竞争力的欧洲。欧盟在2013年发布了第1.0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1]，继而发布了2016年2.0版、2017年2.1版和2022年2.2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2]。2.2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融汇了十多年来欧盟有关数字素养及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框架构建的诸多创新，堪称当今世界数字素养框架的典范。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在2007年发布了第1版《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欧洲参考框架》，将“素养”界定为知识、能力、态度的融合体，并将“核心素养”界定为“全部个体都需要的、为了实现个体发展和成就、积极地行使公民责任和权力以及促进社会凝聚和就业的素养”[3]。该框架将数字素养设为八项核心素养中的第四项，紧跟母语沟通、外语沟通以及数学素养和基础性科技素养之后，位列学会学习、社会和公民、主动性和创业以及文化意识和表达四项素养之前，由此显示了数字素养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地位。欧盟在2019年发布的第2版《欧洲终身学习核心素养》为“数字素养”增加了责任、安全、健康、合作、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等通用性要素，并且沿用欧盟核心素养通用的知识、能力、态度三维模式细化了数字素养的界定[4]（见表1和表2），突显了无处不在的数字社会环境与个体学习与发展的紧密关联。表1 2007版（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欧洲参考框架》和2019版《欧洲终身学习核心素养》关于数字素养的定义及要素2013年以来，欧盟为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构建了丰富的核心素养理念和素养框架体系，主要包括数字素养、语言素养、文化素养、创业素养、生命素养、绿色素养等。在各类欧盟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框架中，研发起步最早、版本迭代最多、框架内容最为丰富的是数字素养框架体系（见表3）。欧盟数字素养框架体系的开发者社会网络涵盖教育和培训领域、劳动与就业领域以及其他各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多元领域，并且该框架在教育与培训、就业、创业、消费、终身学习等多元领域获得广泛应用。表3 欧盟数字素养框架体系

我国一直积极关注欧盟数字素养框架，已有成果主要关注教育者素养框架[5][6][7]和公民素养框架[8][9]。但是中国知网期刊论文数据显示，尚未有公开发表的对欧洲数字素养框架体系建设的整体研讨或对2022年2.2版《欧盟公民数字素养框架》的研讨。鉴于当前欧盟在数字素养框架以及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框架建设中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本研究倡导超越单一时点与单一文本的数字素养框架分析，而从数字变革战略视角出发，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系统探讨公民数字素养框架与其他多种数字素养框架及核心素养框架的体系化建设。2

2.2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的主要内容和突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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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在2013年发布的1.0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中创新提出了“五步法”素养框架构建模式：主要素、子要素、对每项子要素的水平分类说明、要素应用的行为表现举例、要素在学习和工作场景中的应用举例。欧盟在2016—2022年发布的三个版本数字素养框架中基本保持了1.0版提出的“五步法”素养框架构建模式（见表4）。本节介绍2022年2.2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的主要内容并讨论该框架在要素结构、水平分类以及举例和应用三方面的突出创新。表4 1.0版和2.2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的“五步法”主体结构比较

在要素结构方面，1.0和2.0两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保持了5项主要素和21项子要素的要素结构，2.0版框架更新了部分主要素和子要素的名称以及全部子要素的界定并保持到2.2版（见表5）。在主要素方面，2.0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更新了5大要素中前三项要素的表述方式，即信息拓展为信息与数据、沟通拓展为沟通和合作、内容制作细化为数字内容制作。[10]这三项主要素主要代表了数字素养相关的具体活动和用途。对这些主要素名称的更新显示了相关活动与用途日益丰富。而后两项主要素的名称在两版框架中保持稳定，安全与问题解决均为通识性、可转移性素养，涵盖各类数字化活动。欧盟特别提出，问题解决是各类素养都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在数字素养框架中单列这项要素旨在突显以技术和数字化模式解决现实问题的战略性发展需求。表5 2.2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要素结构

在子要素方面，第2版框架更新了三项子要素的名称，由此反映了数字化功能的拓展以及数字技术的整体性：在“安全”主要素中，4.2“保护个人信息私”扩展为“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并且4.3“保护健康”扩展为“保护身心健康”；在“问题解决”主要素中，5.3“创新与创造性的使用技术”改为“创造性地使用数字技术”。在子要素的界定方面，第2版框架更新了大部分子要素的定义，使表述更加丰富、清晰和严谨（见表6）。表6 1.0版和2.2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子要素定义更新举例

在素养水平分类方面，第2版框架实现了突破性创新。2013年发布的1.0版数字素养框架设置了基础、中等、高级分类；2018年发布的2.1版框架则在高级水平之上增设了专业级分类，并且每级又细分为两个子级，由此形成四级八段的细化分类（见表7）。2.1版框架实现了两项重要创新。一方面，四级八段细化分类有益于系统评价和持续激发学习者的数字素养在行为表现、自主性、任务复杂性、社会影响力方面均不断提升。该框架专门使用一个游泳者的图像比喻来做出具象说明：小腿对应初级水平，并图解说明只能下脚淌水和站在水中；大腿对应中级，掌握了蛙泳和自由泳技术；胸腰对应高级，能够指导他人学习游泳和救护溺水者；头部则对应专业级别，能够冲浪探险并能设计船和制作船的模型。[11]另一方面，2.1版框架基于描述行为动作的关键词将水平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中的六类认知水平相关联，并且与欧盟在“博洛尼亚进程”中推行的八层教育资格框架相关联，由此增强了数字素养框架的透明性、可比性与兼容性，并且增强了该框架在教育、培训和就业中的应用性。表7 1.0版和2.1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水平设置

在素养的举例和应用方面，2.2版框架通过丰富和细致的行为动作描述紧密关联起素养的要素、水平、行为与场景。该框架为21项数字素养子要素的每一项都提供了在四级八段水平分类上的动作表现描述，进而按照知识、能力和态度分类的素养表现举例，并且按照学习和工作场景分类的素养应用举例。在水平方面，每段描述均包括两个完整句子，每句均采用“我能+动词+宾语”结构，从而用336句说明构建了数字素养框架的水平分类标准。对应四级素养水平，该框架为每一项子要素选取一个特定水平级别提供按照知识、能力和态度分类的行为表现举例以及在学习场景和工作场景的应用举例。2.2版框架总共包括行为表现举例259条，场景举例21组（见表8）。表8 2.2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有关“2.4通过数字技术开展合作”的部分举例

这些标准便于支持学习者进行自我评价，从而提升个体对提升素养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指导，同时也便于个体为他人指导和评价。这种水平分类设置方式正符合该框架提出的子要素“5.4识别有待发展的技术素养”，即“了解自身需要发展和更新的数字素养。能够支持他人提升数字素养。在数字化演进中与时俱进，寻找机会不断提升自我”[12]。3

欧洲数字素养框架体系内部以及与其他核心素养框架的关联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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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欧盟已经开发了六套相互支持的数字素养框架。欧盟在2007年发布第1版《欧洲终身学习核心素养》，继而在2008—2012年连续发布了三版《欧洲e素养框架》（European e-Competence Framework），并在2019年发布了第4版框架。该素养框架为各个行业中的信息通信技术从业者设计，旨在通过构建规范化的技能标准和术语体系来支持“欧盟数字技能倡议”（European Digital Skill Initiative）。该框架由大量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参与开发，由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发布，并在欧洲社会全面推广。欧盟基本整体沿用该框架的构建模式开发公民数字素养框架和其他相关数字素养框架。因此，可用“高屋建瓴”来形容欧盟对公民数字素养框架的开发与推广。欧盟在2013年实施《欧洲教育和培训2020战略》并启动了“欧盟开放教育项目”（European Opening Up Education Initiative）。欧盟提出，欧洲教育尚未跟上数字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而开放和创新的学习环境则能为教育组织、教师和学习者的创新发展提供独特机会，依靠技术和开放教育资源能够重塑欧洲教育与培训体系。[13]2013年发布《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之后，欧盟于2015—2017年持续发布三套数字素养框架，旨在促进欧洲各国各界数字素养的透明性和可比性，从而规模化与可持续性地促进教育系统通过开发数字技术和内容来促进创新性的自身能力建设。欧盟2015年发布《促进有效的数字时代学习：欧洲胜任数字环境的教育组织框架》，旨在促进欧洲教育组织在推进数字教育教学与学习方面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并且促进政策制定者设计、实施和评估有效的数字学习技术。该框架提出了涵盖教学法、技术和组织三个领域包含领导力与治理和实践、教学和学习实践、职业发展、评价实践、内容和课程、合作与网络协作、基础设施共7项主要素、15项子要素和74项指标的教育组织数字素养[14]（见表9）。该框架突破性地将“素养”概念从“人”拓展到“组织”，将数字素养的个体的、微观的视角拓展到群体的、中观和宏观的视角，由此也突显了各级各类教育组织在培养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方面共同的责任担当和能力建设需求。表9 《促进有效的数字时代学习：欧洲胜任数字环境的教育组织框架》要素结构

欧盟2016年发布《欧洲高校开放教育数字化框架》。这一框架重点阐述了数字技术为创新“开放教育”理念与模式提供的独特机遇，倡导“开放”理念本身具有开放的意涵，不仅在于开放入学机会，也在于创新教育的各个方面以及整合正规、非正规、非正式的教育，从而让更多人都能获得具有丰富性、个性化、高质量的教育和学习。该框架创新提出了6×4矩阵式要素结构，即包含6项数字化主要素（机会、内容、教学法、认证、合作、研究）以及4项组织管理主要素（领导力、战略、质量、技术）[15]（见表10）。该框架为十项主要素的每一项都提供了界定、理由和子要素说明，此外还在每项核心主要素中讨论了与各项通约性要素的关联。表10 《欧洲高校开放教育数字化框架》要素结构

欧盟2017年发布《教育者数字素养：欧洲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以及2.1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该框架包含专业性活动、数字资源、教与学、评价、赋能学习者、提升学习者数字素养6项主要素与22项子要素[16]（见表11）。为清晰说明6项主要素的复杂关联，该框架突破了之前列表式或圆盘式的描述方式，创新采用了一圆分别左右两边的两圆部分重叠的三圆串联图解：教育者的教学素养包含“数字资源、教与学、评价、赋能学习者”4项主要素，主要通过“数字资源”与教育者专业素养中的“专业性活动”紧密关联，并且主要通过“赋能学习者”与学习者素养中的“提升学习者数字素养”紧密关联，而“教与学”和“评价”则整体联结着教育者的教学素养和专业素养以及学习者素养。此外，尽管欧盟没有对教育组织或高校的数字素养设置水平分类，欧盟保持公民数字素养的构建模式为教育者数字素养设置了从初学者、探索者到整合者、专家再到领导者和先锋共三级六段水平分类并提供了细致的水平说明（见表12）。由此，该框架刻画出一位具有最高水平数字素养的教育者是“先锋型”教育者，从事创新性的教育教学和评价实践，积极推广数字资源，并且创新性地支持学习者参与教学并提升数字素养。表11《教育者数字素养：欧洲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要素结构

表12《教育者数字素养：欧洲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水平设置[17]

多年来，欧盟大力倡导“以素养为导向的学习模式”（Competence-oriented approaches to learning），并且倡导数字技术对于素养学习的促进作用。欧盟在其他核心素养框架中也讨论了数字素养的重要性（见表13）。欧盟在2019年提出，优化使用数字技术与体验性学习、跨学科学习、个人独立学习与合作学习、探究式和项目式学习等学习模式都是能够有效支持核心素养培养的学习模式；数字技术能够挑战和重塑教育者与学习者以及学习者与学习过程和内容之间的关系，从而变革教育的范式[18]。这一理念与欧盟在2013年提出的基于数字技术和内容的开放教育理念一脉相承。整体而言，欧盟数字素养框架体系在数字技术与以素养为导向的学习之间建立了直接且紧密关联，从而在互动和联动中支持各类核心素养培养，并且支持从学习者、教育者到教育机构乃至整个教育与培训体系各个方面的数字变革。表13 三版欧盟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框架中讨论数字素养内容的举例

（注：该框架提出自我调节、灵活性、健康三项生命素养主要素，并在每项要素说明中都讨论了提升数字素养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数字化社会变革。）4

讨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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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在过去十多年中持续开发建设的数字素养框架体系是关于素养及其框架构建理论与实践的一项典范。该框架体系推动政府基于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以实现数字时代的协同共治，激发社会对于素养概念形成灵活开放的创新性理解，也引导社会紧密联结技能与就业、教育与工作，从而实现数字化变革与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人尽其才、相辅相成的可持续发展。欧盟数字素养框架体系建设具有三项突出特征，尤其值得我国借鉴。第一，欧盟数字素养框架体系的持续建设与成功推广有赖于创新性的战略整合。因此，理解、设计、实施和运行数字素养框架有赖于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进行统筹，而不只是教育视角。开发与应用推广数字素养框架体系既是欧盟的欧洲数字战略（Europe Digital Strategy）与欧洲技能战略（Europe Skill Strategy）的关键举措，也构成了两类战略持续实施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欧盟将数字战略与绿色战略紧密关联，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视为“绿色数字化转型”（Green digital transition）新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一项关键支撑。[22]欧盟2021年发布《欧洲2030数字十年》战略愿景，以罗盘的比喻将技能、公共服务、商业、基础设施设置为指引欧洲数字变革的十字指针四角，即“数字欧洲”的四项支柱。[23]欧盟在2021年一份对抗击新冠疫情经验与教训的反思报告中显示，欧洲社会对于突发公共危机面临诸多结构性风险，其中包括欧洲社会大众的数字素养整体无法跟上数字时代变革需求，并且欧洲在关键性和新兴数字技术方面仍然对欧洲之外的世界过度依赖。[24]在此背景下，欧盟2030战略在数字素养提升战略中设置了“抓两头”型优先目标：使80%的欧盟公民在2030年具有基础数字素养，并且将欧盟信息通信技术专业人员规模从2019年的780万提升到2030年的2000万。[25]为此，欧盟《欧洲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提出“继续为数字变革提升数字技能和素养”和“建设高质量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26]第二，欧盟数字素养框架体系良好秉承了欧盟技能战略一直倡导的“教育—就业”紧密关联，具体表现为将素养水平的评判标准设置为识别个体是否表现出胜任特定情景化的任务和问题解的行为动作。这体现了紧密关联“素养”与“胜任力”概念的融会贯通理解，尤其值得借鉴。《欧洲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框架》和《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的英文版政策文件表达“素养”的术语是单数形式“competence”和复数形式“competences”。这一英文术语的词根来自拉丁语competere，意指相遇、适合、达成一致，后衍生出英文动词compete，意指竞争，以及英文形容词competent，意指在竞争中获胜，泛指有足够的能力达到需求，即胜任。值得关注的是，中文对competence的翻译则通常采用了两种反映中华文化传统的词语：素养和胜任力。“素养”是指平日的修养。“素”是指本性、本色、本来、天然不加修饰之意。“养”是指抚育、教导、陶冶、锻炼、学习以逐渐增强完善。“素养”是指由训练和实践而习得的能力，内化成个体的品质特征。例如，《汉书·李寻传》：“马不伏历，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任”是指信赖、负重、担当、承受，引申为委任、职务。“胜”是指能承受、超过、优美。“胜任”是指力所能及、足以担当。例如，《庄子·秋水》：“犹使蚊负山，商蚷驰河也，必不胜任矣。”由此可见，在中文语境中，“素养”与“胜任”体现了能所关系、体用关系，是行动的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胜任是外在的行为表现，内因是主体通过学习和实践而获得了应对特定情境需求的素养，由此实现了知行合一。同样需要关注的还有源自心理学和管理学的现代胜任力理论。胜任力的经典定义由美国心理学家怀特（White）和麦克里兰（McClelland）分别在1959年和1973年提出，前者认为胜任力是“获得的能力”并包含一种个体主动和有效适应环境的“动机”[27]，后者认为胜任力是“与工作或工作绩效或生活中其他重要成果直接相似或相联系的知识、技能、能力、特质或动机”。[28]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胜任力理论在管理学特别是人力资源领域领域获得了蓬勃发展，并积极影响了教育领域。例如，美国学者斯宾塞（Spencer）将胜任力定义为“能可靠测量并能把高绩效员工区分出来的潜在的深层次特征”。[29]挪威学者诺德豪格（Nordhaug）根据岗位和情境需求区分了一个组织所需的三种胜任力：通用胜任力（组织全体成员需要具备的、反映核心价值观和文化的胜任力）、可迁移胜任力（特定性质和层级岗位所需的、在不同类型的胜任力，如管理者胜任力、领导胜任力）及专业胜任力（按照专业岗位具体细分的、具有独特性的胜任力。[30]整体而言，当代胜任力理论对胜任力的性质、分类和形成机制以及胜任力与行为表现的关联机制存在多元阐释。[31]就胜任力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而言，人们主要关注如何在具体社会情境特别是工作岗位中有效解决问题，既通过具体的行为表现洞悉人的内在品质特征及其发展机制，也通过对个体品质特征的系统分类来引导和规范行为表现。[32]综上所述，综合考虑中西文化背景与现代学术理论并结合本文的全文研讨，《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中的英文competence一词兼有“素养”和“胜任力”的双重意涵。尽管中文翻译中不能两词并用，并且关联《欧洲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框架》，中文译法中侧重“学习”情境而非“工作”情境的“数字素养”确实优于“数字胜任力”。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对学习与工作、教育与就业的紧密关联正是欧盟建设和推广数字素养框架乃至核心素养理念的应有之义。欧盟在2013年1.0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中就并列设置了学习和工作两种素养的应用场景举例说明。欧盟还在2017年特别设立了“数字技能和数字工作联盟”（Digital Skills and Jobs Coalition）来建设由政府、教育部门以及社会各领域代表广泛参与的“统一战线”来广泛、深入地协同推动全民、劳动者、信息通信技术从业者、教育系统师生员工四类群体的数字技能，从而提升他们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机会并保障他们的社会权益。因此，在基于中文理解和反思教育战略、技能战略和数字战略的关联配合与集成创新之时，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素养”与“胜任力”一体两面的丰富内涵。第三，欧盟数字素养框架体系为“素养”框架构建了系统严谨又多元开放的素养维度分类与素养框架的受众分类，不仅服务学习者个体，服务教育者及教育组织，由此兼顾实现了前瞻性、系统性、标准化与灵活性。欧盟根据素养的性质采用了三维或四维的不同分类，从而灵活地选择整合或突显态度与价值在不同素养中的关系。2007和2019年两版《欧洲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框架》都对“素养”采用了知识、能力、态度的三分法建构方式，态度包括了价值，而非将态度与价值并列。各版《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都沿用了这种三维结构的素养概念。这种三维结构比较简洁，避免了对素养所包含的态度和价值做出清晰区分。相比之下，欧盟在2018年发布的《欧洲文化素养框架》则明确使用了知识、能力、态度、价值的四维结构[33]，目标整是突出“价值”维度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在“文化”素养框架中强调宏观的人性共同价值，以区别于微观的、与社会生活相关的态度。综上所述，欧盟在核心素养概念及其框架构建方面具有良好的灵活性，在数字素养框架中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通用素养，而在文化素养框架中突出文化共性“价值”的素养构建，从而通过素养框架引导教育以及全社会的关注并促进协同努力。近年来，数字技术发展迅猛、社会数字变革广泛深入，特别是疫情加速推动了全球社会、经济与教育体系的数字转型。与时俱进中的《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则为素养框架构建提供着范式创新和案例更新，并且早在2013年提出的5项主要素与21项子要素结构保持到2022年的最新版框架中仍然具有良好的要素适用性。该框架在研发中积极融汇了欧盟各成员国以及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有关数字素养的理念和经验，同时也支持和启发了很多欧盟成员国以及其他各国各界的数字素养理论和实践。相比之下，出于战略选择、经费竞争、疫情冲击等多重原因，欧盟在2015—2017年发布的有关数字消费者、教育组织、高校和教育者的四套数字素养框架至今未曾发布更新版。在2022年的当今视角看来，这些框架已在一些具体内容上难以反映现实需求。但是，欧盟数字素养框架体系作为一整套核心素养框架在内部各子框架之间仍然具有良好的相互配合，并且就整体而言仍然具有良好的系统性和实用性。欧盟在2013年以后陆续开发的其他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框架都基本都沿用了《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的素养框架构建范式，包括素养的通用理念、框架研发方法以及包含主要素和子要素、水平分类、行为举例和场景应用的框架主体结构。这种范式所带来的启发借鉴意义超越了数字素养框架具体内容在时空、主题、受众上的应用范围。

作者简介：

钟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23年第1期